森田疗法与中国传统文化(1)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许多文化物质有相似之处。受中国影响，日本受儒学与佛学浸染甚深，并在森田疗法中有所反映。下面从跨文化角度对森田疗法与中国文化之广泛联系以及该疗法在中国广泛推行之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首先谈一下森田治疗原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的本士文化，起源时间及社会背景大致相同，而且孔子与老子还有所传承，这就造就了二者可以相互交融的基础，这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求同存导的宽广胸怀。中国本士文化在汉唐期间又融汇了佛学文化，形成了所谓“三教一贯”的文化底色，即以“儒行为基，道学为首，佛法为中心”的文化模式，使中华文化更加博大精深。中国人行事，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中存佛法，在积极进取投身社会时可以讲儒学，激流勇退时可以讲道学，看破红尘后可修佛法，今生不如愿尚可修来世，解脱的方法，实在多得很。
森田疗法起源于森田对疾病的认知。森田先生认为神经症主要起源于“精神交互作用”，因而在治疗上“对于其致病的原因，不必去了解一件一件具体事实，只是在破坏患者的恐怖和调节精神交互作用上下些工夫就完全可以了。”这种观点与佛教之“缘起观”有密切关系。佛法认为一切事物以因缘而产生。所谓因缘即是形成此事物的各种条件。如欲使一种事物不能产生，只需去除其中一种必要条件即可，而不需了解更不需去除它的所有形成条件。照此看来，假如去除“精神交互作用”之一个环节，那么神经症便无从产生了。依佛教的观点说，“诸行无常”，即世界上绝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个世界是刹那即变的。这一点，提示我们的心亦宜随之变化，而不能过于执着，以成病态。此外，这种万物必变性决定了心理治疗的可能性。既然神经症的症状不是永恒的，而是必变的，那么一定有办法可以使它减轻，使它消失，从而使患者达到康复。森田理论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顺其自然。和此理论无关的中国文化背景，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一个是尽人顺天的天命观。中国的文化肇始于天地自然的观察。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讲“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从而得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并认为人可以效法借鉴于天地自然。老子则总结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即模仿、效法之义。(《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谓“自然”是指“自己的本然”，即事物本来的样子之意。对于宇宙间天地万物的观察，使人认识到事物均有其本性，不可强求，只能先顺从它，并在顺其自然的基础上去转化它，这就是老子提倡无为，并倡导“柔弱胜刚强”理论的由来。无为是老庄哲学中一个特定的概念，它并非指无所作为，而是心事不强求，不勉强，不妄为，不赶鸭上架，不违背自然的本性、自然的意志去硬做之意。它还包含等待天时、随机应变，随遇而安，以及对现状暂时地、有限地听天由命之意。从这一角度来说，无为是“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的代名词，无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无为的目的恰恰是有为，而且有为的程度达到了“无不为”，所以才能够“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治”与“无不为”正是有为之义，这就是目的与手段的相反相成，辩证统一。在森田疗法中强调诸事“顺其自然”、“事实唯真”，一方面可以消除外界阻力，缓和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养活内心冲突，使变形的心灵得到恢复。对顺其自然理论有较大影响的另一文化成分是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在《论语》中有很多关于天命的论述，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光日》“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礼记.中庸》中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此中“居易俟命”与庄子所谓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正是顺其自然之意。孔子对天命的认识说明孔子并不认为“人定胜天”，而是提倡尽人事而听天命，这与诸葛亮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正是同一含义。这些观点，就说明诸事不可强求，有些事是无可奈何的，不必耿耿于怀，只能听之任之。我们不能强求改变环境，而是首先要适应环境。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不说“物竞天择，强者生存”，与此颇有相通之处，这正是顺其自然理论的现实基础。庄子的观点，反对礼法而纯任自然，希望把社会的人回归为自然的人，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在心理治疗中却颇有可借鉴之处。这要求人们达观地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且顺其自然地形成一种适应该环境的生活方式。《中庸》第十四章讲“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科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行乎患难，故群子无入而不自得也”。其大意是说，一个有修养的人，处在富贵的环境，就按富贵人的方式生活，处在贫践的环境，就按贫贱的方式生活，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入乡随欲；遇到了患难，也能够随遇而安。能做到如此顺期自然的人，当然在任何环境中均能自得其乐，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描述的正是这种境界。 (温泉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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