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领工作强度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中国白领工作强度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http://www.ic36.com 2006年8月15日14:37 新周刊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转变时期。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前人们安居乐业，如今却不安于现状、纷纷冒险致富。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是时候检讨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有压力的中国人
GDP增长率跟国民焦虑指数、睡眠指数、做爱指数紧密相关。当GDP飞涨，该国人民的焦虑指数必定上升，而睡眠指数、做爱指数齐齐下落。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
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受到重罚。 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当时代画饼变成“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芭比娃娃是西方女孩的画饼，是中产阶级的形象教科书，她教诲了近半个世纪的西方女人。她是医生、记者、歌星、空姐、工程师、外交官、宇航员，还是游泳健将、时装模特、体操明星、舞会皇后和总统候选人，变身75种之多，她成为时代的首席代言人。
“新富”则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被赋予极高的想象力，在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延续至1997的十数年繁荣。香港公共政策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担忧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可能的，是继续变压力为动力。面向21世纪，全球竞争，终生学习。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杂志社旁的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新加坡电视剧《小孩不笨》宣称的人生的五个C正成为奋斗目标，最后那个C是Credit Card。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及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足以延缓他们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中国告解资源稀缺，“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我有压力”的陈乙东喊出港人心声，中国的陈乙东们还闷在心里。喊出“解闷救台湾”的《全民大闷锅》为那个经济压力与国际地位焦虑症并存的小岛消解了不少社会情绪。它把陈乙东的“未解决、未解决、未解决”变成RAP的模仿秀，“阿叔”扭着发福的身段将压力释放出来。就像现代版生理卫生教材教导的，如果没办法解决就DIY一下。如果没人诉说只有自己找个洞把它喊出来。
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
过去30年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这就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长寿，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但比起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诱惑更多了。疯狂购物，休长假，放单飞，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高人指路，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即回归简单生活。
但事实是当今社会无可挽回地走向复杂。无论是办公室尔虞我诈，还是老板的苦苦相逼，均把“与人斗其乐无穷”升级。“把公司当家”是妄想。过去单位领导就是主教，工会主席、妇联主任就是牧师，他们听员工“告解”，解决生活问题。现在一句话“干活去！”
全球过去50年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只有中国在疯长。北京零点研究集团《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显示，上海宜居指数列第10，北京列第19。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北京又排在第一位。在宜资与宜居之间，大城市们嫌贫爱富。
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中国的大城市们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资源极端浪费。“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
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最宜居，创业、求职均不难，生活压力适中。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经济发达程度适中，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正处于一个“不大不小、不前不后、不多不少”的最佳状态。宁波民营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居民富裕，工作压力相对较小，融合了大、小城市的共同优点，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
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崩溃》，新失工作，前妻限时让孩子见面，而他正堵在路上，情急之下下车走路又遇劫。结果他——按美国人的方式，买了把枪，崩溃之下被警察射杀。我们不妨将这个倒霉蛋看作是大城市之过。焦虑的常见症状表现为紧张、不安、气闷、暴躁。最先是职业枯竭，然后是生理耗竭、才智枯竭、情绪衰竭、价值衰落，最后是攻击行为。
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大城市，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条权宜之道就是封杀焦虑源。比如封杀那些说出“房奴”的嘴巴，老板不作榜样还说风凉话。好像没人说房奴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还是去行善最安抚焦虑，所以盖茨、巴菲特们最心安理得。焦虑的最后解决底线是宗教，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人无压力轻飘飘。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只是要适中。
中国压力测试问卷
《新周刊》发起的“中国压力测试问卷”大型网络调查7月3日-5日间共吸引了16224网民参与。
1.是男性压力大，还是女性压力大?
女 14.35%
男 85.65%
2.1什么年龄段的人压力最大?
50岁以上 0.56%
20岁以下 0.89%
40～50岁 12.78%
20～30岁 27.97%
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充满欧陆品牌Logo及现金卡广告的年代，薪资单上的数字永远在与物欲和账单竞争。
文/张洋
发飙后的黄健翔终于道歉，然而他仍坚持“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发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
3亿观众面前失声，这是最多人见证的高端发泄。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一本台湾杂志进行的“三明治一代新幸福关系”调查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感到成为“三明治一代”后更疲倦、更有压力，而经济问题则是压力及烦恼的首要来源， 74%的女性脆弱得想集体离婚。2005年广东省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当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2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
英年早逝、猝死、过劳死、因抑郁而自杀，这样的字眼正在越来越多地占据社会新闻的头条。
男到中年的梦魇
无法回避的是，男性依然在担当社会主导者的角色，特别是处于25-45岁这一黄金年龄段的中青年男性，更是女性、老人、孩子，乃至整个社会所依靠的中坚力量。
中年是一个临界点，事业蒸蒸日上，身体每况愈下。男到中年，股票猛跌，房价猛涨，父母开始要定期光顾专科病医院，妻子早就把艳羡的目光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挣完奶粉钱，要马上开始攒学费。一分钟前在志得意满地狐假虎威，一分钟后要到老总办公室堆着笑脸接受关于工作态度的再教育。
傅彪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感叹道：“这个毛病是累出来的，以后不能太累了！”多种角色的扮演，来自家庭、事业、社会的多重压力，正在使中年男性的身体遭到严重的透支。来自上海、无锡、深圳等地对1000多位城市中年男性的健康状况调查显示，66%的人失眠、多梦、不易入睡；经常腰酸背痛者为62%；一干活就累的占58%；爬楼时感到吃力或记忆力明显减退者为57%；皮肤干燥、面色晦暗、脾气暴躁、焦急者为48%。
男博士在自述中哀叹自己在28高龄还是处男一名，悲愤莫名之际又黯然神伤。可是，谁没有一点哀伤缠绵的小心事？不是找不着对象，就是有对象结不了婚，学历低找不到工作，有学历也做不上白领，不上不下，不红不黑，生活的责任感无时无刻不悬浮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人生的理想从青春期时的造福全人类，变成现在每日里盼望大奔驰大house一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正好砸到自己面前。
男到中年的压力正越来越把男性推向身体与精神崩溃的边缘：女性企图自杀人口是男性的2倍，但男性自杀身亡者是女性的3倍；40岁以上男性半数都有“难言之隐”，并且还在不断攀升；男性医疗就诊率较女性低28%；男性平均寿命较女性短6-8年。男权社会中，男人爽不爽是个问号，男人最痛不是疑问。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三明治一代”构成的社会中坚，往往又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青壮年小家庭组成的，这种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把它称作“核心家庭”。
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三代式家庭日渐式微，年轻夫妇大多不愿与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核心家庭”正面临着集体的困境。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有专家根据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出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应在12万到48万元之间的结论。家庭平均月收入万元变成一个重要的门槛。房贷在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后，变得迫在眉睫；生产下一代，随之产生的便是奶粉钱、托婴费，以及很快对学费的大量需求；车贷带来的不是移动的快捷，而是燃油费、停车费和大把的罚单；为避免任何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而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导致每年额外再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保费；再加上科技发展及都市化，电脑、手机、儿童房、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美容保健……这些20年前不曾存在的概念，却成为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此刻，“多少钱都能过”当然是最大的谎话。
相对于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市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新生代寄生趋势的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的时代，亲族崩解，手足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等阶层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物业挤压开销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在一场背负了太多责任的竞赛中，失去游戏规则的“三明治一代”将是落败的一方。
30～40岁 57.8%
2.2什么收入阶层的人压力最大?
1200～3000元 35.64%
1200元以下 24.2%
3000～5000元 20.74%
5000～10000元 12.37%
10000元以上 7.05%
2.3什么职业的人压力最大?
管理人员 25.66%
老板 15.17%
学生 12.41%
教师 7.61%
传销人员 7.2%
CEO 5.95%
保险经纪 5.54%
公务员 4.33%
广告人 4.19%
医生 3.04%
记者 2.89%
警察 2.61%
学者 1.79%
地产经纪 1.6%
3.你心目中压力最大的城市：
上海 40.69%
北京 26.23%
深圳 15.75%
香港 8.81%
广州 4.47%
台北 0.89%
重庆 0.66%
成都 0.56%
大连 0.5%
天津 0.49%
青岛 0.46%
珠海 0.21%
拉萨 0.16%
丽江 0.13%
4.你认为压力的来源：
金钱 29.09%
职场 21.12%
自我实现 18.47%
房子 17.81%
人际关系 7.44%
婚恋 2.5%
社会舆论 1.97%
亲情 1.04%
个人形象 0.56%
5.你的减压方式：
做运动 27.74%
旅行 26.6%
聊八卦 8.73%
找地方大喊 8.33%
暴饮暴食 8.16%
“血拼”(shopping) 7.55%
写博客 4.89%
裸奔 2.91%
练瑜伽 2.29%
找心理医生咨询 2.13%
玩
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充满欧陆品牌Logo及现金卡广告的年代，薪资单上的数字永远在与物欲和账单竞争。
发飙后的黄健翔终于道歉，然而他仍坚持“我也是人，我也需要发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在3亿观众面前失声，这是最多人见证的高端发泄。
中年、中等职位、中等收入，夹在中间未必最安全，肯定最燥热。在一本台湾杂志进行的“三明治一代新幸福关系”调查中，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感到成为“三明治一代”后更疲倦、更有压力，而经济问题则是压力及烦恼的首要来源， 74%的女性脆弱得想集体离婚。2005年广东省的一次调查也显示，当地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比10年前下降了5岁，仅为53岁，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更是超过老年人2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
英年早逝、猝死、过劳死、因抑郁而自杀，这样的字眼正在越来越多地占据社会新闻的头条。
为什么是“压洲”？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韩国电影《交换温柔》里，“汉江奇迹”的生活节奏让韩国城市人始终缠绕着一种暴躁和暴躁的莫名其妙；黄子华表演“栋笃笑”时描述清晨的地铁上班族：“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没精神”；台湾都市人生活在几米所描绘的那种繁忙、压力与希望、梦想交织当中；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让亚洲以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向顶级生活爬升。当这一堆迫切要求分解到亚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有着全球“住房价格最昂贵的城市”之称的东京，市民的住宅因面积最小、人口最挤而被日本人自嘲为“兔子窝”，2003年新建住宅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左右。而在中国大陆，即使想拥有这样的兔子窝，需要付出年薪的15倍。当一个人不吃不喝15年才能独立购买到一个狭小的容身之所，你怎么敢说你能体会他这15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两项调查数据表明，中国2亿城市人住房的“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都达到一个β临界点。高房价导致5大城市家庭债务比率奇高，北京为122%，上海为155%，都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城市青岛、杭州、深圳(85%)大有赶超美国之势。
我们的压力当然比美国人大。
亚洲式家庭及社会结构
1853年，马克思所提出“亚洲式的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在如今的亚洲已经大半被现代工商业文明和全球化所摧毁，但这些旧社会经济架构所遗存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价值观依然使得亚洲和西方有着截然的不同。
中日韩东亚三国有着更为接近的家庭结构。孝顺长辈和传宗接代成为东亚三国家庭里向上和向下两条伦理主线的通俗解释，上有老、下有小成为了成年人最大的压力源泉。中国的“二十四孝”目的在于让人们遗忘下一代，只向上负责；而今村昌平的《 山节考》中展现的“弃老”，则描画了日本社会放弃上一代，只向下负责的习俗。这种种看来并不人道的行为，却正反映出面临双重压力之下的亚洲人逃避压力的无奈之举。
如今的中国，则还有着421的中国式家庭的特殊性。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让421中的1成为了现在最受宠爱、未来责任最重的底座，无论这种压力来自物质还是精神，他们都必将孤独地承担。
亚洲的道德观还有着比西方更为细致和感性的划分，从每一个“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马克思语)的家庭，到社会整体价值观，它无处不在。每一个家庭角色都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着相应的道德评价，这其中有着有时模棱两可、有时泾渭分明的红线。亚洲人的每一个个人行为，必定都会从道德角度成为家庭行为，甚至社会行为。这一点无论是农业落后地区，还是高度工业化的地区，都是如此。中国的农妇选择喝农药自杀，日本的财阀喜欢跳楼自杀谢罪，从个人的失败衍生到荣誉感、人生意义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感，背负如此大的命题，自然压力巨大。
现代社会的生存重压和传统的古老价值观，亚洲的压力无处纾解。
功利性价值观
德国精神治疗专家麦克·蒂兹说：“我们似乎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达不到这些标准心里便不痛快，便产生耻辱感。”
是的，社会如此，世界如此。
最高最快最强成为所有亚洲城市的口号。台湾城市的压力来自失去标杆荣誉的失落，中国大陆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尽快成为标杆，香港的压力来自已经成为了标杆，而有人觊觎已久。
无论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乃至东南亚各国，资源短缺、人口众多都是亚洲大同小异的压力基础。背负最重的包袱、要走最长的路、正跑着最快的速度、但是还要完成最高的目标，让亚洲成为一个飞速前进而没有刹车的汽车，可想而知司机和乘客的压力。
毫无疑问，亚洲人的第一压力永远来自生存，无论是想生存下去，还是想生存得更好。但生存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有力证据。城市的压力来自如何在城市竞争中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而城市人的压力则是如何在这个急切盼望成为标杆并不惜抛下一些人的城市里生存下去或生存得更好，来证明自己。
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社会价值观是无法逆转的。无论怎样，你必须证明自己，功利价值观的计算器已经开动，你的人生将被统计。
不同城市间的解压妙方
所有城市人都觉得自己睡不够。所有职员都认为薪水不够多。所有老板都认为下属在偷自己的钱。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注明一个必要条件“要有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
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每个人都在心怀怨恨，但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解压妙方。
香港人选择“栋笃笑”式的自我嘲讽。黄子华在台上说：“负资产就等于 家铲(全家死)”，台下的“负资产”们笑得开怀。
上海人选择全盘接受现实。北京人选择侃。任何话题、任何地点，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能跟你侃上一小时的国计民生。那一刻，富豪生活成为平民口中的谈资、明星派头变成百姓口中的娱乐，生活的压力似乎也得到缓解。
成都人选择泡茶馆。茶馆的悠然天地，自然可以忘却世间的烦恼。有茶馆的楹联便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几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碗酒来”。
一些人选择电视，把所有的闲暇时间交代给肥皂剧和综艺节目，不再思考、不再焦虑，思考和焦虑变成了肥皂剧编剧和节目制作人。一些人选择自我放逐，到丽江、到西藏去感受原始气息、舒缓压力。
丽江人、西藏人没有压力？有的，只是你们不知道。
我们需要多少心理医生
2600万中国人在自艾自怜的抑郁中不能自拔，这其中的60%厌烦了继续焦虑，随时准备着解决自己，还有60万人在天天向上，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结束在办公室内。信奉六六大顺的中国人面对三个六，突然感觉诸事不顺。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抑郁？或许你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从核战争的阴云到夫妻争吵。但假如我们根本就无法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抑郁又从何而来。
抑郁 每个人都有机会中招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抑郁症发作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期间结束。所以，担心什么，抑郁的又不是你一个。
每个人都有抑郁的理由，但讲出来又都不是理由，归根到底都是说得不能再滥的情感障碍、事业危机、家庭矛盾，中国人天天都在经历，但还是有2600万人因此抑郁。社会压力被反复提及，打压能量似乎无以复加。
“这可能是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社会压力或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引起的。”四川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教授孙学礼对此不认同,“工作压力可以让人情绪低落，但只是一个短暂的正常现象，称不上抑郁症。但一个生活完满的人却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患病了，找不到明确和合力的外部诱因。也会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打击，焦虑状态持续得太久，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些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患上了抑郁症。社会压力不是决定性因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才是问题。”
自我施压从来都是东方传统中的奋发方式，简单粗暴屡试不爽，但化压力为动力的动作并非可以轻易完成，人生目标太过远大，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能够行动自如的人屈指可数。崔永元的国嘴抖出“得抑郁症的都是天才”，麻痹了太多你我他的神经，搞到非天才们都像那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以为可以对抑郁症免疫。但快乐的流浪汉总是罕见的，抑郁的人都有抑郁的道理，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被遗忘了的早安。
老外习惯于向心理医生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丘吉尔干脆直接向民众坦言自己“心中的忧郁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但含蓄内敛到家的中国人更乐于在深夜拨打电台的情感热线，聆听几句励志真言，而不是找一个心理医生直接PK。孙学礼认为这种现象还将持续：“抑郁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结果是大家越来越怕。过去我们是不知道自己会有情绪病，到后来，又不知道情绪病是可以医治的，现在，我们会承认自己有压力，但又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一个社会过程。”
自杀 不仅仅因为压力
来自安徽的农村妇女黄玉芬，在干完农活后回家，走到院子里拿起一瓶农药，很坦然地喝了下去，4分钟后死亡。她只是中国每年接近30万自杀人口中的一个，但却代表了其中的绝大多数——84%的自杀者来自农村。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每年有200万人企图自杀，其中150万是妇女，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女性将比男性少4000万。在农村地区，妇女自杀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妇女自杀的比率是城市妇女的3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执行主任费立鹏分析原因时认为：“毒药太容易被拿到”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喝了之后立刻就感到后悔，但已经救不活了。中国女性的普遍状态都是负面的生活体验太多，再就是遇到了矛盾，没有发泄的渠道。有很多自杀行为都不是策划的，只是一时冲动。但事实上，没有人对自杀有免疫力，在中国，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
“自杀与其他疾病不同，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年富力强。估计中国每年15-34岁的自杀人群在11万左右，他们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主流人群。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自杀已经在各类疾病中上升到第4位。最严重的是，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误以为自杀者大多都患有精神疾病，但最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是精神健全的，人际矛盾反而是导致自杀的一个主要诱因，但它却是最难控制的。医疗支持的作用对他们不大，真正需要的是社会支持服务。” 费立鹏说。
这部分“精神健全”自杀人群往往面临现实的困扰，他们可能是高考失败的年轻人、失业的工人、离异的夫妻、与外界隔离的孤老、经济负担沉重的债务人。个体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所需的社会支持种类也各不相同。费立鹏的计划中，他们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的支持，但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者数量和专业技能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中国的自杀人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一，而数量庞大的抑郁症患者又都是潜在的自杀人群，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中，60%的抑郁症患者有可能选择自杀。“其实大部分自杀者都曾有过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求助信息。他们在决定自杀前会因为痛苦和犹豫而发出一些信号。但可能都被人忽略了。所以说，预防自杀并不仅仅是专家的事，也不能把问题都归结于社会压力，因为它一直都存在。”
过劳死 被累倒的和压垮的
如果陈逸飞不死，那么过劳死就是抬不上桌面的小众话题，即使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人的节假日全世界最少。如果胡新宇不死，华为肯定不会严禁擅自加班，即便之前人人都在搏命。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问卷上，82%的人自愿选择了“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条件是“奖金如果足够高”。孙学礼把这个结果称为“集体自杀”，中国人恐惧过劳死，但更热爱加班。
出租车司机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0点才肯交班，月收入不过区区2000元，虽然辛苦，但起码能够衣食无忧。刚毕业的大学生接受免费试用，天天熬夜还是身无分文，只为了转正后的月薪1000。当然，社会结构在转型，产业结构在调整，就业局势在严峻，不加班就是不现实。在问卷的最后，75.1%的人对拼命工作和过劳死的前辈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健康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不起的工作狂们，提倡了5000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仍旧没有失传。
最先过劳死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人，孙学礼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无非就是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但其中也有不同，陈逸飞那样的中年知识分子是被累倒的，他们连续经历了中国的几个变革期，又始终在第一线，肯定会被耗干。现在的年轻精英们是被压垮的，就算他们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关于过劳死的立法一直没有消息就是例子。”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孙学礼感觉过劳死的现象并不容易消除，“医疗结构是很难对过劳死进行预防的，只能起到宣传和警戒的作用，真正应该发挥作用的是工会。但目前，大部分工会对这些事情都无能为力。”
30年中国式压力K线图(1976-2006)
1976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新一页掀开了，政治高压不见了，生存压力接踵而来。
1977年 恢复高考
下乡知识青年的大救星。
1978年 待业青年
一种中学毕业后坐在家里等待社会分配工作的特殊群体，20余年后，海归硕士博士都成了“海待(海外待业青年)”。
1979年 伤痕
伤痕文学热。
1980年 人生观大讨论
一个叫做“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引起了刚刚苏醒的年轻人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人生大讨论”。
1981年 托福啦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首次托福考试举行，出国留学之路被打通，出国潮开始。
1982年 家用电器热
冰箱、空调、洗衣机被称为家庭必备的“三大件”。
1983年 “严打”风暴
许多交往过多个女朋友男朋友的人开始惴惴不安。
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
1985年 5.19
中国足球“5·19”事件，足球事件上升为关系国家民族的政治事件。
1986年 物价大涨
家家户户水缸里盛满酱油，水桶里储满盐。
1987年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1988年 下岗现象出现。
1990年 深圳股票热潮
“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成为靓女择偶的第一要素。
1991年 第二波下海经商潮
一批学者知识分子夹杂其中，他们在一些实业领域开辟出一片片天地。
1992年 海南开发热潮
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至今还在为那时的作为睡不着觉。
1993年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国家公务员制度正式诞生。
1994年 通货膨胀高企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超过了24%,是建国后计算这一指数以来纪录最高的。
1996年 高校开始收费
上大学由脱贫工具而变成致贫之路。
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
1998年 取消福利分房
“房奴”元年？
1999年 高校扩招第一年/黄金周
旅游度假挤死人。
2000年 中国加入WTO/互联网泡沫
风险资金、26岁创业、35岁退休成为社会流行语。
2001年 电脑文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重新定义了文盲标准，不会看地图、不会使用电脑，也属信息时代的“新文盲”之列。
2002年 毕业即失业
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
2003年 全民抗非典
还有可以吃的食品吗？
2004年 雅典奥运金牌榜第二
2008不拿第一，无脸再见国人。
2005年 超级女声
中国的少女都不见了，原来都参加选秀去了。
2006年 房地产国十五条
各群体压力源报告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正面临空前压力。哪些新的压力还在与时俱进地出现？个体自身的身心健康与感受到的压力大小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200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承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的子课题“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的压力状况。2000年8月份，课题组赶赴某国营大型矿业集团公司，对井下工人、社区人员、下岗员工、一般职员、教师、医生、高层领导、中层领导等十余种不同职业人群进行了46场座谈会和大量个别访谈后，获得参与者反馈调查问卷1408份，累计8545种压力。经过对数据统计处理，结合访谈和测评的内容，课题组最终将这8000余项压力总结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10个方面89种引起压力的事件，涉及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住房、子女和个人生活。2001年开始，这10种因素89项压力源在全国不同省市继续进行检验。4年时间，调查人群已经涉及企业员工、医疗卫生人员、教育工作者、农民、公务员等十几个职业群体共7999人。
蓝领和白领：经济压力并不总是第一位的
在各类工人九类压力源排序中，矿工把职业发展排在首位，然后是住房问题、工作特征。国企职工的排列是工作特征、社会环境和职业发展，而住房问题排在三甲之后。火车司机则将社会环境排列第一，然后是工作特征和职业发展。
如果将工人、农民、农民工简单归类为蓝领，将教师、医生、机关工作者等归为白领，则可以看到白领和蓝领人群对压力源的排序是不同的。教师跟工人的排序正好颠倒过来，他们认为教学条件是最为主要的压力源。现在的老师多少都有倦怠感，觉得从事这个职业非常辛苦，没有什么前景，整天重复同样的工作，没有创造性。学生也越来越不好带，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中学生则更不得了，老师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正面教育也无法沟通。老师的倦怠感非常严重。许多老师本身又是孩子家长，他们带着情绪回到家里面对自己孩子时，情绪表达有时会非常负面，所以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蓝领工人则把经济收入放在压力源的首位，第二、第三位的压力源则是社会环境安全感缺乏和住房条件较差等。一个国营企业就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在岗职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压力源的排序基本相同，仔细分析后还可以看到，下岗待业人员和劳动教养人员的压力源排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他们大多将经济压力放在第一位。这也就是说，有工作岗位和没有工作岗位的人，在感受生活、认识生活时是不一样的。
有位国营企业工人，收入倒算稳定，但妻子下岗以后，家庭就变得困难，孩子正在上大学，每年学费和每月花费，都让这位硬汉子一筹莫展，妻子因为经常生病下岗，家庭的压力就更大，虽然妻子看病有医保，但自己的支出日积月累也是不小数字，近两年身体状况还在每况愈下。眼看儿子将要毕业，同班同学都有了着落，而自己的孩子还在吊着，一般的工作孩子不愿去，好工作自己又没门路。在一次心理健康讲座的讨论中，这位硬汉子流下一腔热泪。自己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职称，能有个稳定工作也就罢了，但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孩子又顶不上，实在让人心焦。他说，目前最大压力就是经济压力。
农民和农民工：更需要平等和基本安全感
对照城市居民和农民、农民工对压力源的排序，可以看到两种排序完全不存在一致性。虽然城市社区居民中包括有下岗职工、残疾人员、退休职工等所谓城市弱势群体，但城市里的弱势群体跟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农村，或者到城里打工的农民相比较，所面对的生活压力还是不同的。对社区的居民来讲，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可能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追求，需要有多一点点的个人发展空间。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整天感受到他人的白眼和歧视，内心的人际压力和内部冲突非常强烈。他们更需要人与人的平等和基本的安全感。
农民则更多地把与当地村干部的关系和冲突排在压力源的首位。虽然土地承包了，但是各种各样的收费、集资摊派等等，都由乡村干部直接向农民收取，如果乡村干部自己假公济私、只唯上不唯下、不与农民谋福利，那么农民与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会相当强烈。
有位来自西部农村的女士，因为不满足于当地的穷苦生活，初中毕业后来到北京打工，认识了一位餐馆老板，尽管年龄大她20岁，但是老板的热情和真诚，却让这位农民女工备感亲切，感受到了家庭般温暖，不顾家人反对，就与这位离异的老板结了婚。生活十年之后，女工依然像以前一样勤劳，承担了许多家务和餐馆业务，由于老板的管理方式老套，逐渐不得不把餐馆让位于老板娘来打理。老板退居二线后，老板娘大展宏图。但不久以后，因为公司业务拓展，老板娘与老板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情分越来越薄。有很多男性向老板娘抛出橄榄枝，但她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老板这边也逐渐担心起来，变得多心。老板娘白天应酬业务，晚上还得细心应付丈夫。老板娘虽然心中感恩，却也滋味复杂，长期以往，情绪压抑，渐感郁闷。农民要融入这个城市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让这位女士伤透了脑筋。
学生群体：学业压力始终是第一位
中学生的应激事件压力源分为三类，第一类压力源的排序为学习压力、异性交往、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其中学习压力位于首位，第二位是异性交往的压力，特别是在中学里，异性交往是中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压力源。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生活事件，如贫富差距、官员腐败事件等，也都被中学生认为是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源。在北京一所很好的中学，有很多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他们的钱包里平常就带有上千元，买东西和吃东西都很随便。这当然对于那些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老百姓家的孩子会产生很大影响。
从年级角度看，中学所有六个年级的学生，始终都将学习压力源放于第一位，而异性交往压力到初三时开始变得明显起来，成为第三四位的压力源，到了高中年级时，已经处于第二三位的重要压力源了。
有一位初二女生，因为睡眠障碍和注意力不集中来寻求帮助。她说上初中以后，突出印象就是作业特别多。用她的话说，同学之间根本没有时间聊天，自己住校，和父母平常交流少，周末回到家，怕惹父母不高兴，净挑好人好事向父母汇报，长此以往，父母实际上对孩子根本不知情。五一长假时，父母心疼孩子，想带孩子出去散散心，只能硬着头皮帮孩子做一天作业，才给孩子换个喘息的机会。在校期间，孩子觉得实在苦闷，想对宿舍好友谈谈心事，但由于她成绩很好，好像她把老师同学热情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室友都对她敬而远之。没办法只能和男孩交朋友，慢慢对班长男生有了好感，本来就招人嫉妒，这又惹了风波，老师也对她改了看法，因此常常神情紧张。其根本因素还在于学习压力太大，因为老师家长无形的加压，形成一种紧张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孩子们自然要寻找情感释放，男女由好感发展至恋情也就成了必然。但由于年龄、时机都不成熟，不免会有顾虑担心，后来就形成了复杂冲突的心灵困境，让孩子们无所适从。当然这还只是“优等生”的困惑，对于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压力估计只会更强。
科研人员群体：工作和生活冲突非常严重
我国科研人员的压力源大致归为五类，即“工作与生活相冲突的压力源”、“工作直接相关压力源”、“个人经济收支压力源”、“子女教养及家庭生活周期压力源”、“人际关系矛盾压力源”等。工作与生活冲突对科研人员来说非常严重，他们经常长时间工作，工作对于一些人来说已变得非常单调，似乎只有工作，没有了个人生活。他们内心还是渴望有更多的娱乐休闲和家庭生活。因为他们工作压力太大，难以找到更多的娱乐休闲时间，所以这种冲突给许多科研人员造成了心理困惑。为完成任务超时工作，承担责任重大的科研项目，承担过多科研任务，缺少休闲娱乐、缺乏体育锻炼，作息时间不规律，工作中与科研无关的应酬过多，科研工作与家庭生活相冲突，过度吸烟、酗酒。而且，大多4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他们的子女也都到了要考虑小升初、初升高(中考)或者高考的年龄阶段，子女教育的压力开始突出起来，也对科研人员造成了很多困扰。
有位四十左右的副教授，在一个大学工作。由于先是在基层工作，然后进入高等院校，好不容易留在京城工作，刚刚稳定下来，马上就体验到了压力，在这个年龄阶段，同事很多已经是教授了，而且著作等身了。为了写篇有影响的论文，他几乎用上了所有业余时间，明明知道锻炼娱乐很重要，但根本没有时间。还要孩子接送，课程教学，研究生论文指导，科研经费申请，同时担任系副主任，还有许多会议要开，根本没时间去参加学校所组织的任何消遣娱乐活动。茶慢慢浓起来了，烟雾也逐渐弥漫起来，为的是晚上妻儿安睡之时，他还能保持一份清醒。长期保持每天工作时间12、13小时以上，本来还算健壮的他，慢慢头顶秃了，肚子鼓了，谁见他都直言“你有点老了”。
另有一位35岁的年轻研究员，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目前已经是“百人计划”重量级科学家了，算是科研界的“贵族”与“骄子”。经费倒是充足，机会也很多，但他也能意识到，国家的科研经费不是白拿的，到时间得出活。好在他善于安排，善于开发资源，颇有开放意识。课题组专门有秘书组织安排各种行政事务，科研工作基本保证每周6天，研究生的数量也控制在3-5人之内，周日绝不会客做学问，而是外出购物游玩或是打球锻炼。家庭生活中，孩子还小，家里雇个亲戚来做保姆。对于目前的工作压力，他说因为年轻和细致安排，基本还能承受，但是15年、20年以后，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就很难说了。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没有钱的人要活着，有钱的想更有钱。社会进步了，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公务员的生活一眼可以望到头”
王先生，广东汕头，海关关员，29岁，月收入3000～4000元
“成了公务员，基本上一眼就可以望到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压力。”在海关工作了6年多的王先生说。
在王先生看来，这种“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压力已经成为公务员的生活状态。未来是可预见的，在周围同事身上就可以看到，但却无法突破，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体会越明显。另一方面，社会瞬息万变，跟在外界工作的同学和朋友相比，公务员职业技能显得较为单一。“除了海关工作，真不知自己还能干什么，知识更新也是一个压力。”王先生说，因此他平时会尽量多接受各方面的资讯充实自己。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2005年曾发布一项统计，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有约10%是公务员，其病因多数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晋升的压力。但王先生在这两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困扰。一是他与同事之间相处比较融洽，二是他明白职务的升迁并不是自己所能左右，还要看机遇。“我不是很看重升迁，所以这方面的压力并不大。如果你觉得你的才干应该去当科长处长而现实你还是科员，怀才不遇了心理压力自然会大，而这个问题并不是自己就能解决的。”
总的来说王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现在的工作，估计离开这份工作的可能性也不大。业余时间他会打打羽毛球，踢踢球，他说其实也不是为了解压，是一种爱好，知足常乐人，不需要太多解压。
“压力源自责任心”
周医生，上海，泌尿科医生，36岁，月收入3000～4000元
从医15年的周医生觉得压力最主要还是源于责任心，也就是人命的问题。他曾经在一家民营医院工作过，那里的老板要医生骗人，该吃药的就说要打针，该打针的就说要打吊针，一个病人进来，还要先弄清楚他是走路来的骑车来的还是开车来的。在这样一个医院周医生实在待不下去，3个月不到就走了。
周医生觉得现在正规大医院的医生都是经过学习培训严格考核出来的，看病，做手术，只要认认真真做好准备，也无需背负太大压力。一些无法避免的情况出现了也没有办法，但人为的错误是绝对不可以出现的。对于最近频频曝光的医疗事故，周医生觉得自己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因为觉得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和病人、病人家属之间的关系都很好，如果实在遇到素质低的病人只要自己没有错也不会与他们计较。
除了工作，行政关系也会给医生带来压力。在医院时间长了，医生之间技术上业务上都要比，还有评职称，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周医生的看法是，只要认真工作，责任压力可以避免，人际关系则避无可避。
周医生觉得医生更应该懂得自我调节，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玩的时候玩，他会和朋友打球，旅游，露营，“总之会玩得很疯！”
“想找一个人嫁了，但实在遇不到也没办法”
卢小姐，广州，中学语文教师，35岁，月收入3000元
说起压力来源，卢小姐一口气列出好几个：工作、婚恋、健康、年龄、房子……
最大的压力还是工作。学校有学生给老师打分的规定，如果要迎合学生的口味，就得讲些他们爱听的，基础知识也就不可能讲得很细；但学校要的是高考成绩，考试可不就是考基础知识？因此她很困惑，但认为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是“教育制度的问题”。还有，“现在的学生不好教”，没有很强的学习欲望，也很伤脑筋。
对于至今单身的她来说，婚姻也是一个大问题。她的态度是，还是想找一个适合的人嫁了，但实在遇不到也没有办法，而且年龄大了也不好找。一个人的时光，她有时会去参加QQ群上组织的所谓“同城约会”活动，在她看来也就是一群寂寞的人聚众吃饭唱K，或者一起出去玩，费用当然AA，至少她自己没把它当成找对象的方式。现在她在友邦兼职做保险，时间上倒不冲突，因为她每天两节课，而且早上9点就结束了，正好赶得及去保险公司上班。不过身体开始吃不消，身边又有两个同事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生病去世的例子，因此觉得健康问题的困扰更大。
至于房子，她计划买一个五六十平米的二手单位，“自己住，如果找到人嫁了，对方有房子，还可以把它租出去。”
“事业上要有好的发展，才算得上成功男人”
南方，杭州，综艺节目主持人，27岁，年收入七八万元
“有压力啊，工作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南方在杭州市下面一个区的电视台做综艺节目主持人，单位小，很多节目都是录播，因此他觉得自己的压力比做新闻节目的同事要大，“经常需要主持大型晚会，直接面对观众，而且到场的领导会很多，领导的名字是千万不能念错的”。他觉得现场做节目难免会出错，每次精神都高度紧张，所以他能理解黄健翔。
个人问题也有压力，大部分同学已经成家了，父母也着急，自己也不可能一点都不上心。再就是供房供车，他现在买的房子有160多平米，一个季度供7000多元，还有每个月养车的1000元，对他来说压力也不小。“其实这个阶段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都差不多啊，只不过我们小地方，表现得不像大城市那样明显吧”。
他觉得男性要承担的东西比女性更多，所以男性的压力更大。女孩子可以不考虑买房的问题，工作上差不多就可以了，而男孩子不行，事业上需要有好的发展，才算得上是成功男人。这不仅是社会的期待，也是自我的要求，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这个目标，自然有压力。
“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
肖先生，北京，报社部门主编，28岁，月收入8000元
“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这是肖先生对自己的看法。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OK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几二十个版，晚的时候要到半夜才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所以他经常抱怨自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时间去旅行。对他来说，旅行非常重要，因为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和观念，如果待在家里半年以上他会疯掉的。
他觉得自己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自己不甘心做执行层面的事情，迟早要出来创业，但目前还处在储备阶段；找不到事业的起点，就只好晚点结婚，身边因为两个人节奏不合拍所以离婚的例子太多了。另一方面，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点结婚成家，他打电话劝老爸去医院检查身体，老爸回了一句“你不结婚我就不看医生”，顿时让他很有压力。
肖先生有一个说法用来形容他这类农村出身的人：进城—做文化事业—从事最新行业，本来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进程，在他自己这一代就要完成，压力自然不在话下。既然身为媒体中人，他也在密切注意新媒体的发展走向，因为这跟自己的未来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每个月要找二三十个人聊，聊出路，找方向，因为机会不会自己来找你”。
“最大的压力来源于业务指标”
陈先生，广州，广告公司客户主任，28岁，月收入7000～8000元
“每个月面对100万、200万的业务指标，觉得压力很大。”在广告公司业务部门工作多年的陈先生觉得自己的压力并不亚于广告创意人。如果购买回来的媒体到月底都没有客户认购，这个媒体的名字就会成为大家共同的口头禅，互相提醒。陈先生的团队几乎每三四个月就会遭遇一次不能完成指标，扣奖金也就在所难免。压力大的时候整个团队脾气会比较暴躁，大家就一起去唱K发泄。
相比业务指标造成的压力，陈先生觉得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压力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除了和客户沟通，就是在与主管的沟通、部门之间的沟通上要花一些精力。客户部在外代表公司，回到公司里则代表客户，为客户的利益说话，所以难免会与其他部门产生矛盾。不过他觉得只要多沟通，一切还是可以解决的。
有的同学去开了公司，也有同学跳到了大企业，陈先生同样也面临着三十而立的困惑。当初就觉得广告不是干一辈子的职业，但是为了锻炼一下，接触面广一点，打算先做一段时间再跳槽去大企业。现在陈先生觉得跳槽还是开公司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考虑得更多的则是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
婚结了，楼也买了，剩下的就是孩子、车子。面对苦口婆心念叨着要抱孙子的父母，陈先生说：“拖一天算一天吧。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告诉他们生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敢提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陈先生通过看碟、睡觉、打球来解压。他最近在上企业管理课程，每个星期用两三个小时接受新东西，换一换脑子，也算是舒缓压力。
“不工作状态最长只能坚持5个月”
Edward，天津，现正失业，27岁
Edward原来是天津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两个月前刚刚辞职。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在失业，只是暂时不从事这个行业而已。对他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职业的选择，以及更重要的，自己未来的发展问题。他苦恼的是，怎么规划，怎么定位，想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想出来。
Edward专业是外语，毕业3年，他对工作的期待有所变化：刚毕业的时候希望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发挥出火花，所以刚毕业那半年多他换了好几个工作，在广告公司、平面媒体、电台都待过，做过文案和记者；后来他的心态改变了，觉得需要找到符合自己发展方向的工作，太频繁的跳槽不利于找准方向，于是他转行做摄影记者，一干就是两年半，是他毕业以来干得最长的工作。这次辞职，还是跟他对自我定位的焦虑有关。
他现在还不想赶紧找新工作，除了需要时间处理家事，主要是担心一旦开始工作，轮子转起来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定位问题了。他觉得未来有两个可能，第一，很快想出答案，然后开始实施；第二，还是想不清楚，就去找一个相对不那么熟悉、有点新鲜感的工作，边做边想。他觉得这种不工作的状态他最长只能坚持5个月，不仅是没有收入吃饭都有困难，更关键的是那种空虚、隔绝人群的感觉会让他受不了。
“有钱就用，没钱就不用”
徐华，广东肇庆，铁路运输业工人，28岁，月收入1000～1500元
最近，与徐华结婚两年的老婆挺着肚子回了湖南老家准备生孩子。当问及他目前最大的压力来源，他想也没想就用低沉的声音吐出一个字：“钱”。
肇庆的消费水平比较低，夫妻两个如果有4000块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徐华1000多元的月收入只够他一个人用的，他老婆月收入只有几百块，加上即将降临的小生命，徐华的压力不言而喻。“我上个星期上街看小孩衣服，好的一套就要几百块”，徐华说，“我也很想以后可以给小孩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学校，为小孩成长提供好的营养，但是养一个小孩除了读书还有吃穿用，一年可能要上万块，我的工资一年加起来也才一万多，还要负责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可以说入不敷出。”
尽管如此，徐华还是相对幸运的。由于父母也是铁路工人，有退休工资，徐华不用负担父母，父母反而可以帮助他。徐华的房子也是父母用积蓄供的首期。工资太低，他也曾经另找出路，开过一家发廊，但是不了解市场，亏损后就关门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外面的竞争压力大，不像我们国企，可以混日子，混到老，还有不错的医疗保险和福利。”
不过徐华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有钱就用，没钱就不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烦的时候就跑出去喝喝酒，打打牌，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事。
“我的压力……得想想"
汪小姐，上海，无业，24岁
“压力？肯定有，就是表现不那么突出，得想想。”因为从来没有工作过，所以一般人饱受困扰的工作、人际关系压力，汪小姐还没有体会过。前两年她在网上开了一个小店，虽说也会担忧赚不赚得到钱、进的货受不受欢迎等关键性问题，但毕竟玩的成分居多。现在她倒是“上班”了，上的是股票学习班，老师就是她妈妈，从上个月开始她正式进入实操阶段，等到再油一点，可望全面掌控她家的股票“事业”。自己和妈妈的收入来源以后就全得指望这个了，对她来说，这就是目前为止能感受到的最大压力了。
在实操的过程中，她已经经历在股票上落的时候没有抓住机会，没赚到钱那种心里发堵的感觉了。“说着急吧，又不是真的着急，因为自己知道不应该为这着急，要冷静沉着；可该赚的钱没有赚到，多少心里不舒服。”
“这个股票的事，我们还是拿得挺准的，所以有点信心满满的感觉，不会担心有上顿没下顿，那压力可大了。”“另外，男朋友不爽的时候，我也很不好过，这算不算压力？”
“高考的事情等到高三再想”
娜娜，广州，高中生，18岁
刚结束高二期末考的娜娜这几天开始进入准高三状态。她向高年级同学借来笔记和习题，打算趁假期温习一下。妈妈正打算给她找个家教，好好补一下数学。学校也早早发了8月提前上课的通知。高考已经提上日程，娜娜隐约感觉到了压力但是却不想面对这个现实：“我现在还没有定下什么目标学校，高考的事情等到高三再想吧。”
娜娜家庭环境不好，她觉得必须努力读书才有可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家长没有给她压力，但娜娜觉得自己长这么大了应该有这个责任感。高二期间，娜娜压力特别大，本应该考入重点班后来却进了普通班，老师还和她妈妈说“看死她考不上重点班”，娜娜觉得很受打击。虽然同在一个年级，两个班的师资和升学率截然不同，如果高三还进不了重点班娜娜觉得自己高考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于是娜娜在高二这一年发奋努力，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当做竞争对手，督促自己进步。
娜娜与同学聊天也经常会谈到学习压力，面对现在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娜娜既担心也有自己的打算：“与其担心不如好好读书，广州的就业率低，那就不一定要留在广州发展，还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
学校为学生开设了心理辅导室，娜娜说多少有一点用，但是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理论上。自己的解压方法就是看经典动画片，例如叮当和蜡笔小新，她觉得只有看动画片的时候自己笑得最开心。
全民爱闷锅
性功能障碍专家叹息：“香港人压力太大了。”台湾200万人每天辗转失眠，大陆3成的购房者成了房奴，韩国媒体号召民众不要像中国人那样热爱加班。疲惫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塑料的出气娃娃。
有人认为“过劳死”不是舶来品，是传统使然。学者渡边明次坚持梁山伯因“过劳死”而告别了这个缺少蝴蝶的世界。东方的传统思维有“闷葫芦”的DNA：例如某个经典电影情节里，老大沉默地抽烟，拿烟头烫手下的掌心，又让他握紧烟头，最后告诉他：“记住，将你的心事就这样握在自己的心里。”
房子、工作、人际、婚姻、面子、家庭……这几个名词带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刻给予一个中国人压力，但含蓄的中国人，宣泄的方式永远都不够奔放：香港人成了“逛街王”，93%的人即使没有购物目标也会逛街；台湾人和大陆人很多都是“光电族”，上网、看电视打发了整个夜晚的无聊时光。——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时间去马德里Lubia村砸汽车泄愤，没有钱去法国做用依云矿泉水来洗澡的SPA，他们减压的方式追求方便实用：为世界杯狂嚎、写博客、看恐怖片、听“自然音乐”、看吴宗宪的综艺节目、去拳击酒吧(看别人打)、和猫玩耍、去隔壁街没朋友知道的地方发呆、祷告、买一个健康枕头。
香港歌手容祖儿在压力很大时，会对着马桶大喊：“我好累、好困，又病了，什么时候才能好，可不可以给我几天假期”，然后就把它们冲到大海，再不行就敲马桶盖。乐队大懒堂唱《无根草》，说年轻人都“躲藏在井里自己骗自己”；《春天花花同学会》则抚慰心灵，告诉草根们要像麦兜一样随遇而安。——在经济转型期间改变的香港，城市的重新定位、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等，让狮子山下见证过繁荣的人们，正切身感受“香港地”对未来的焦虑。
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市井们不会有太多政治、文化的焦虑，他们的所有压力都来自经济影响下的现实生活。而同样经历着来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焦虑，在蓝绿阵营斗争的小岛台湾，政客空洞的口号让人感到更加疲惫。所以，和香港不同，他们需要繁华的西门町，需要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需要“解闷救台湾”的节目《全民大闷锅》，在玩乐中放松，在对政客的角色扮演中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在无厘头的大笑中消解那爬上眉头的不安。
专访《全民大闷锅》制作人王伟忠
王伟忠 台湾王牌电视制作人，1977 年入行，经历了台湾电视从无线到有线整个发展过程。代表作有《连环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乱讲》、《全民大闷锅》。
《新周刊》:你说过，《全民大闷锅》是一个台湾的塑料出气娃娃。要将一个节目变成台湾人调节心理压力的方式，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王伟忠:台湾它标榜的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有两个很大的面向，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媒体层面。这样会出现一个状况，名人在这种社会里出现很多，名人的很多事情也会被社会所注意到。名人容易变成偶像也容易变成一种消费，各种行为被大家用放大镜来看。台湾媒体的密布是举世难见的，名人可能利用媒体，也可能由媒体把他夸大，造成了很多现象，很多笑话。对老百姓来讲，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干扰，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所以要有一种东西来作一个制衡。
《大闷锅》就是拿名人来开玩笑、来消费。我们对经常出现在新闻的名人进行模仿，观众可从中得到一些平衡。任何的权威，其实都要被制衡。我们的方式是用喜剧的方式，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这是我们最早的构想。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叫Mimik：由模仿名人的举止，让老百姓得到另外一方面的制衡，不是他讲的就是神话，不是他讲的就是对的，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新周刊》:什么样的观众对这种方式最受用？
王伟忠:《大闷锅》在台湾蛮受大学生跟中产阶级、有小资情绪的人的喜欢。因为有一些制衡的力量，所以一些政治人物很爱看，大老板也很爱看。
《新周刊》:我们注意到，像大学生、中产、政治人物、大老板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承受着大部分社会压力的人。在台湾，你认为他们压力的来源是什么？
王伟忠:台湾地方很小，2300万人口。加上它身处在东南亚的地方上，近有强邻。台湾身处在这个地位上，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自国际的压力也好，内部的压力也好，台湾经历过非常多，它还算一一克服。在政治上最近讲的“驸马爷”事件也好，在经济上碰到来自韩国、日本的经济压力和文化冲击也好，它还是一路突破难关往前走。台湾应该是一个经常会出现压力，又可以面对压力、承受压力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特别需要解闷的地方。
台湾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吃喝玩乐的东西，像葡式蛋挞，像当年的路易十六。台湾是很容易显现一些东西，又很容易消失一些东西的地方。
《新周刊》:同样是电视行业，我们发现在香港就没有以政治作为解闷的节目？
王伟忠:香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他们长期以来是殖民地，在1997后才回到中国。他们对政治并不是那么了解，你看香港的戏剧，很多东西，它比较不读历史，不读文化，它的电视剧都是一些企业里的斗争，玩古代的东西都是无厘头的戏剧。它那边是小报文化，《一周刊》、《苹果日报》，对艺人会比较下刀，他们做这一行的人，对政治没有配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东西的制衡，或者说讽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新周刊》:电视可能有一个职能，会帮社会作一个宣泄，调整社会的心态。香港跟台湾这方面就不同了。这会不会跟台湾在政治上的斗争特别激烈，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有关？
王伟忠:这个观察很对。台湾标榜的是民主社会，所以它也必须标榜言论自由。从国民党时代开始，我们就做政治讽刺，我自己做政治讽刺二十几年了。我们的节目被禁过，但我们也是筚路蓝缕一路走过来了，争取到现在这个地步。 清心大哥，最近过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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