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透析生命的苦难
2003年07月14日 南方日报记者 吴真 实习生 贺敏洁编者按：
一些媒体在访问从非典病魔中逃生的人们时，往往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病愈后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回答几乎众口一词，那就是：能自由呼吸真好，健康对人太重要了。
是的，健康和健全对于一个人来讲是最基本的需要，而人类的躯体在灾难面前又是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残疾人作家史铁生30年瘫痪、10年肾衰竭、仅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他对病痛的态度渐渐由愤怒变成敬重，他把疾病看成命运派给他的强大对手，他在肉体上与之抗衡，在精神上，则早已远远战胜了它……
戴安娜王妃去看望一个患绝症小女孩，见面第一句话说：“你一定很愤怒。”这句话让王妃一下子获得了小女孩的爱戴。
不幸的人有权利愤怒。史铁生尤其有权利愤世嫉俗。命运对他来说近于残酷。他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开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现在唯有靠定期的“透析血液”才得以延长生命。史铁生不抱怨，却对生活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他常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的笑容是舒展的，透析每隔一天就会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肉身感受到的是浃入骨髓的疼痛，在史铁生精神世界里，是贴近生命的灵魂过滤。
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病隙碎笔》
记：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您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
史：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下去了。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三天就没有了。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您透析之后的生活与写作，相比透析之前，是不是有了很大不同？
史：太不一样了！在我透析之前，我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可以工作3个小时，晚上还可以看看书。现在就是不透析，而且还得是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一天也就是上午顶多能写两个多小时，然后下午多少看一会儿书。如果再多干一点，血压马上就会高起来。所以我说这次得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
记：二十多年了，您可能厌倦了提这个病，但是我们还是要问，您对病是什么态度？
史：是敬重。不是恐惧也不是厌恶。这绝不是说我多喜欢它，但是你说什么呢？讨厌它吗恨它吗求求它快滚蛋……一点用也没有，除了自讨没趣，就是自寻烦恼。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作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高手点名要跟你下一盘棋，这虽然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却能从中获益，你很可能就从中增添了智慧，比如说逼着你把生命中的意义都看得明白。一边是自寻烦恼，一边是增添智慧，选择什么不是明摆着吗？
记：我看到有些评论说，这次非典型肺炎使国人在死亡的逼视下更加珍重生命和健康，您觉得这样一个事件会对我们的国民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史：可能最重要的影响是透明度吧。中国人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要求政府、要求媒体的及时有效的、透明的对民众的提醒、预防。至于医学我一点不懂。
记：在个人的意识方面，大家会突然觉得生命如此脆弱。中国人以前对健康都不大重视，您觉得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史：这种脆弱是没有办法的，我的感觉就像是地震。从根本上来说，人在自然的巨大灾难面前是很无奈的。天灾人祸不好预测，我们只有该干什么干什么。
善于思考，并不是因为残疾
如果史铁生不残疾，他会成为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这么一个智慧的人吗？常常听人说，史铁生之所以善于思考，是因为残疾，是因为他被困在轮椅上，除了思考便无事可做。
“没有比这更加肤浅的对史铁生的解读了。关键在于，他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哲学智慧决不是残疾解释得了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说。
关于残疾，史铁生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此意义上，残疾是与生俱来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是因为知道人之必然的无知，而被阿波罗神赞为最智慧的人的。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残疾人。
“我相信，史铁生不过碰巧是一个残疾人罢了，如果他不是，他也一定能够由生命中必有的别的困境而觉悟到人的根本限制。”(周国平)
记：您以前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每个作家对文学和自己的写作，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要求，而且人家都可能各有各的道理，您能谈一下属于您自己的独特的写作路子吗？
史：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要非让我找一点什么特点，这个我在《病隙碎笔》中已经写过了：我就是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总认为“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更感觉文学之根并不于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作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既然写作要面对这些生命的问题，它就不是单靠熟练的技巧就可以解决的；就像厨子拿到一样什么材料，他就都能给你做熟喽，而且还做得色、香、味俱全；类似这样熟练的操作，至少对一部分作家来说，就不一定会让他们感觉很兴奋。当然作家也可以把写作当成一种手艺卖。
记：你最初开始进入文学写作，没少写残疾人，后来从《命若琴弦》开始，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我想是这样。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人生而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忽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可以看成是在我写作中一次大的开窍吧。之后我发现，人的心魂深处其实比外界更丰富，也更无奈，更辽阔，更有得可写。还有一件事我也老在想：文学应当是在一切事物定论之外的东西。说得更极端一点：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
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条不见终点的路。”
“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病隙碎笔》
记：近日见到不少在1980年代并肩作战的文学同行，你亲身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学的起落，对文学和作家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怎么看？
史：我觉得，一直以来，人们给作家的虚名就太多了，而容忍作家在写作上的自由太少了。虚名，至少对一部分作家，不是那么太重要，而对写作上的自由才是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作家不再被捧得太红太火，其实可能倒是件好事。同时但愿作家又能够不要太为衣食住行发愁，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想一些用我的话说是“务虚”的事情。文学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做更深层次的铺垫，也或许在很久以后，它有可能会对经济或其它什么产生一定作用，那也是文学自己始料不及的，这种作用倒是不可能“主题先行”的。
记：有一些作家说现实生活没办法务虚，很多人都有各种理由要养家糊口等等，您觉得现在中国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应不应该存在？
史：写作有它务实的一方面，可能正是因为人们生活的都很实际，所以文学更像是做梦，无论是黑夜梦，还是白日梦，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不能说生活实在到连梦想也不存在了。
记：您现在写作有没有现实需要的考虑？
史：现在好一些了，现在我也没那么多力气，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也够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首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任何事情，自己先得能够自立地活着，然后才有精神的东西。我想动物可能就是一直忙于活着，没有功夫想这些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衣食不愁、治病不忧，然后就自己躲在一边写去。不信你问所有作家，都是刚开始写东西时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那时谁也不知道你，公众也对你没有过高的期望和苛刻的要求，用王朔的话说“我就是一俗人”，那时就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愿对自己有要求，而外界的要求恰恰在那时最不能左右和干扰自己。可一旦作家出了名，麻烦跟着也就来了：哎哟有点名了，动笔写篇东西，可不能太现眼、太丢人，这个那个—————非纯粹写作的要求和标准就都跟着出来了。于是全面乱套。所以，文学退潮后，我没觉得失落和被冷淡，能冷静下来写作我就舒服。
记：我看有一些记录说好像您走上文学道路是被生活所迫，是吗？
史：刚开始应该是的。但是没有选择其他而是选择了文学，这里面也包含了自愿的成分。刚一开始是想做些事情，不能没有作为地活着，也不能没有收入地活着。但是人有些作品是会为了生存写的，也有些作品是会为了精神写的，其实精神的需要也是为了活着。
记：《我与地坛》那篇文章之后，是不是给您带来一些改变，使您不必再为了生计而写作？
史：不是从那儿开始的。后来到1986年我就算是合同制作家了，有些生活补助，其实一个人糊口的钱用不了很多，有房子住，衣食住行不成问题就行了，但是衣食住行的标准又是无限的，总是不满足那就没边了，你要是觉得它够了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了，实际上它也不是需要很多。
记：您还常去地坛吗？
史：地坛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11年前我搬了家，离地坛远了，加之行动不便，现在很少去了。
记：您最近几年的随笔、读物有点像散文又有点像小说这种开放式的文体，是不是您现在写作已经不去考虑文体了？
史：也不是完全不考虑，我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想，文学或者小说、散文是最自由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已经被确定是一回事，它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是另一回事，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可能不太重视它已经是什么，可能我更重视的是它可能还是什么。
《我与地坛》随笔
记得是在高二吧，学习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片段，感觉心情挺沉重但又有一些充实，在文字里面开始感悟人生的意义，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实际意义上的哲理性散文，其中谈到了作者和母亲的事情，又有很多感人至深的话语，情之所至是多么的伟大啊！我为作者的坚强所震慑，所激励，所以我得抑郁症的这段时间就很想看一些励志方面的书籍，特别是面对疾病，面对病痛时候该做什么，做了什么。
其实我很赞成史铁生的那些对病疾的敬重这种态度，真的，病来了，怨恨她吧，她也是走不了，求她吧，她总是不领情，让我们很无奈，所以要向他妥协，向他表明自己的坚强和韧性，她怕了，自然就走了。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失去之后才能感到她的珍贵，可是这样的教训我们有一次不就够了吗，还需要无休无止的这样做吗？抓住自己还能够珍惜的，不要在后悔了，徒增恨意而已，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这样的。没有母亲的人是一个不幸的，而有了母亲却不知道珍惜母爱，是一个悲哀的人，不珍惜母爱反而与母亲作对，伤害她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不是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