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保尔·柯察金
寻找保尔·柯察金作者: 范若丁
莫斯科的春天来得迟，已经是４月了，还时断时续地下着雪，难得遇到一个晴天。临回国，我想再去新处女地教堂墓园（又译新圣女教堂墓园）一趟，几经推延，总算等到了一个真正的好天气。这天，天空蓝得透明，温柔的阳光拥抱大地，从教堂的圆形镏金塔顶放射出的光芒和着柔风飘下来，连风儿似乎也染上光亮。春天终于来了。但墓地的老白杨依然沉默地面对教堂的红墙，冰封玉裹，头颅高昂，将尚未吐出叶苞的枝桠伸向大海般的蓝天，毫不理睬人间的冷暖和季节的变化。
我站在墓园中间，看着一排排残雪斑驳的墓碑。
我曾经两度访问莫斯科。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的１９９０年秋，一次是在炮轰白宫的“十月事件”发生后不久的１９９４年春。前一次，我看到了苏联走向自我否定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失控景象，后一次，我看到了经过“民主洗礼”的俄罗斯人民的茫然与困惑。１９９４年我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月，作为局外人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国家巨变带给社会各个方面的震荡与变化。
新处女地墓园是莫斯科最宁静的地方。这里埋葬着俄罗斯的过去，埋葬着俄罗斯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座墓园真可谓“名人荟萃”之地。果戈里、契柯夫、柴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赫鲁晓夫、图波列夫、斯大林的夫人阿利卢耶娃和许多元帅、将军、科学家、艺术家，都在此安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Ｈ·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碑也矗立于此。
１９９４年３月我第一次来到墓园，遇到一个阴冷欲雪的天气。我走上紧邻教堂的一条墓道，绕过阿利卢耶娃墓，突然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墓，不由停住脚步，久久伫望着。这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呈长方形，横置，上面除镌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姓名与生卒年月外，还在左下角处镌刻了一柄微弯的马刀。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摆着鲜花，三月的莫斯科的雪，纷纷扬扬地飘落在花束上，闪着晶莹的光，像保尔·柯察金马刀上舞动的绦穗。我与同来的陈老师和达莎在墓碑前站立良久，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虽然我们以年龄而论几乎是三代人。
“这里埋葬着保尔·柯察金，”我说。
“……和他年轻的缪斯，”达莎模仿着普希金诗句的口吻，先用俄语后用汉语半开玩笑地接道。
“不，和他的马刀，”陈老师突然严肃起来，“他为工农解放战斗过，砍杀过，因此他与缪斯同在。”陈老师５０年代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用俄语同达莎交谈着，声音有些激动。
新雪下面被游人踩过的积雪冻成了冰，路面很滑。我们搀扶着陈老师在纵横交错的墓道上小心翼翼地走去。陈老师不时给我们介绍一些墓中人的生平事迹，我们也不时因为一座座造型奇特的墓冢或墓碑而发出赞叹。
回到住处，那些墓碑像发黄的史页不停地在我眼前翻动，然后，翻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一页……１９４９年７月，一列铁闷罐车由陇海铁路缓缓转向平汉路。这列火车上坐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第四野战军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列车由开封出发，由于敌机轰炸，道路遭到严重破坏，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七夜才走到目的地武汉。当年我就坐在这列火车上。七月，挤在车皮炙手的闷罐车里，人们都热坏了。车一停大家就急忙跳下，或找片树荫纳凉，或找个小河沟擦脸，我却往往呆坐不动，因为我的膝盖上有一本打开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１９３４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据说，我国于１９３７年６月即有了段洛夫和陈非璜的译本，１９４２年上海新知书店又出版了梅益的译本。梅译本后来在我国流传甚广，１９４９年６月我在开封北书记街新华书店购买的就是由中原新华书店出版的这个译本。书的纸质很差，书很厚。当时尚没有人向我推荐这本书，因此同志们看到这本厚书都感到惊讶，“怎么看这么大部头的书呢？好高骛远么！”不管别人说什么，很快我就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保尔·柯察金的种种近乎奇遇的经历，往往令我心驰神往。我和我的同伴们大都与保尔的年岁相仿，我感到保尔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沿着路基向南急步行军的战士中间，就在扛着枕木向被敌机炸坏的桥梁飞跑，垒起枕木作桥墩，摇着红旗让列车从刚修复的桥上通过的年轻工人中间。
从此，我结识了保尔·柯察金。他的不屈与坚毅，他对人民事业和理想信念的忠诚，他的不计个人生死得失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都令我感动与敬佩。
５０年代我曾看过两部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苏联电影，一部是黑白片，一部是彩色片。一部基本按照小说的故事情节展开，一部则着重于对修筑铁路那一段艰苦生活的回忆。这两部电影都是当时中国青年最喜欢看的。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清清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就是我亲爱的故乡。
彼得留拉凶恶的匪帮，
攻占了我可爱的故乡，
乌克兰原野变成了战场，
白杨树叶飘落在地上……
前一部片子中的这首主题曲，长久地在我和无数年轻人的心中回荡着。
１９５８年我被送到海南岛后，在无尽的凌辱与沉重的劳役中，始终有两个朋友搀扶着我，同我一起在泥泞中跋涉。这两位可信赖的朋友，一位是牛虻，一个就是保尔·柯察金。
所以我在俄罗斯访问期间，一直在寻找这位早年结识的朋友。
苏联解体后，西方文化潮涌般进入了俄罗斯大地。地铁路站与街边的书摊上，堂而皇之地摆放着从西方运来的书刊。在巴黎或柏林用塑料胶袋封住之后专供成年人购阅的色情书刊，在莫斯科却连个“遮羞袋”也不要，挂在书摊、售货亭公开叫卖。想发财的本土出版商们以与外商“合作”为名，大量翻印这些色情刊物，或创办一些有“民族特色”的色情刊物。一时间，低俗、平庸的读物充斥市场。这几年俄罗斯经过如此一场巨变，却没有一部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作品问世。老作家大都封笔，新秀们热衷于学习西方，邯郸学步，走起来歪歪扭扭，读者不买账。文学界更有一些人，在文学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下，对苏维埃时期的文学进行清算。这些人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当代神话，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保尔·柯察金是一个当代社会所不需要的红色使徒。我认为，只从政治上不从艺术上分析一部作品是不可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反映了特定的历史真实，保尔·柯察金就是这一特定历史真实中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他身上留有当时意识形态的烙印，但不是意识形态的图解。随便给一本书贴上“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意识形态的脚本”等标签，是非常缺乏历史观点的。实际上这些高喊“非意识形态化”的人，本身就有他们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罢了。一次我同一位俄罗斯朋友谈起这一话题，他笑笑说，你到书摊上看看，就能找到他们要的那种意识形态了。
独联体出版发行协会主席斯拉斯乔年科与副主席莫杜万这两位老出版家与我谈起“往昔的光荣”时，仍然激情满怀。“《普希金文集》我们一次印过１００万套，《莱蒙托夫诗选》我们一次印过１３００万册。”斯拉斯乔年科主席自豪地向我介绍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数字之后，不禁感慨系之，为俄罗斯出版业的现状而面色戚戚。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现在虽被排挤出图书市场，但人们不会忘记这样的书，这书在苏联时期曾印过３０００万册，许多人会记住它，也许若干年后，它还会再版。
莫杜万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在他身上我能看到保尔·柯察金的影子。他是乌克兰一个农民的儿子。１９４１年６月入伍走上前线，那一年他１８岁，中学刚毕业。他在故乡乌克兰与敌人辗转战斗。１９４２年他在哈尔科夫保卫战中身负重伤，左目失明。１９４９年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自１９６５年起，在出版部门工作，曾任苏联新闻出版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我到莫杜万家作客，谈起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卫国战争时期带在身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看，他对保尔·柯察金是崇敬的。
我认识一位普通妇女———格林娜。她是一位退休的女工程师，现已接受洗礼皈依东正教，但在她的书柜里，仍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谈到保尔·柯察金，她就“保夫卡、保夫卡”地说个不停，看样子她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比对东正教教义熟悉些。我走过高尔基大街，看到一座房子，门旁镶了一块金属牌子，上刻从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在此住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俄罗斯没有被人遗忘，在中国同样不会被人遗忘。单是梅益的译本，“文革”前已印了１４０万册。近年来各种译本纷纷推出，这其中除了像有人所说的是出于商业考虑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广大青少年喜欢这本书。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评价，国内也有争论、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人们对历史上任何一部名著的评价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我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非没有缺陷，保尔·柯察金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艺术形象，但简单地把保尔·柯察金这一形象说成是斯大林主义极左路线的产物，则失于简单武断。有人说不能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了会影响你的爱情与工作，这就好比说人们读了《红楼梦》就会学宝哥哥和林妹妹那样谈情说爱一样。有人说保尔·柯察金虽然对信仰很忠诚，但却是迷信和愚昧的，只知盲目地去奋斗，却不知道选择何种正确的手段与方法。但我想，对“十月革命”可以再进行深入的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几乎都同暴力与流血不可分，人类走向理想社会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达到目标的手段与方法只能在痛苦地求索中寻找，别无他途。
创作与接受不是一回事，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评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深信这本感动过无数青年的书，绝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因为它感动和鼓舞过几代人。
对我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有益的书，保尔·柯察金这一艺术形象是感人的，他的坚韧不拔、无私无畏、为理想勇于献身的品格值得学习。他短暂的一生是壮烈的，对人类进步有所贡献的。为此，当我站在他的墓前，不由默诵起年轻时数次抄录在笔记本上的那段著名的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在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已经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１９９４年４月初的那个美丽的晴天，当我第二次来到新处女地教堂墓园，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前又有一束鲜花。花朵上的水珠流动着早春的阳光。
我不知道鲜花是谁放的。但我知道人们没有忘记他。
来源:南方日报 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
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
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
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
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二十四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
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
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
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
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进攻华沙的激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打中了，从马上跌下来，
摔倒在地上。战友们给他匆忙地包扎好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翻身上马，追赶敌人
去了。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为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时候就
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不错，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在机枪车上
坚持战斗。这些战士对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人，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这
些同志意志如钢，枪法准确，他们是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毕竟不多。
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使
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
这个恼人的问题就摆在面前，逼着他解决。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
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
喝、呼吸吗？当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就这样成为战斗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叶夫格妮亚·博什。
这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工作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
短的留言中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自己的党的病患，
我认为继续活下去是不必要的。”把背叛了自己的肉体也消灭掉，怎么样？朝心口开一
枪，就完事了！过去既然能够生活得不坏，现在也应该能够适时地结束生命。一个战士
不愿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谁能去责备他呢？
他的手摸到了口袋里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习惯地抓住了枪柄。他慢慢掏出手枪。
“谁想到你会有今天？”
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
英雄，纯粹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
摆脱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
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
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
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
有益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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